发布日期：201008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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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09月17日
□郭思迁

1998年春，国务院第五次机构改革的举措震动中国，约1．6万名公务员被“分流”。
分流人员可走的路有3条：去所在部门下属企事业单位、自谋职业、参加培训后再就业。为充实自己，重新定位职业生涯，3000余名公务员选择了求学之路。
1998年9月初，来自国家50多个部、委、局的分流公务员，分别走入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人民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、对外经贸大学等28所高校，攻读MBA、法律、金融、审计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。为此，国家投入教育资金数千万元。
障碍之一：保险与福利问题
调查中，约70％的人把“今后的养老保险无人缴纳”视为自己到市场求职的首要障碍。
1992年，中国开始在企业中建立养老保险制度。劳动部门每月从职工工资中按比例扣除一部分钱，存入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，以此作为他们退休后养老保险金发放的“基础”。但由于诸多原因，养老保险制度在公务员中一直未能推行。
“以前的养老保险金是个‘空白点’，如果现在我们选择到企业就业，这部分‘欠款’谁给补交？”学员们深感困惑。
人大劳动人事学院一名学员认为，国家既然鼓励这部分人到企业就业，就应该出台一项政策，认为以前工作年限里的养老保险金视同缴纳。这就如同当初在企业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时，职工过去的工龄记入缴纳年限一样。
另外，长期以来“高福利、低收入”的现状，也让公务员对自谋职业后的生计甚为担心。“福利房”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。有的单位规定：人走要交房。虽然现在他们的买房款已交了一部分，但很多人还没拿到产权证。“交了房子，我在什么地方安身？”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位同学在座谈会上说，“让我们买商品房？我在机关工作了20多年，现在每月工资才1000多元。就算不吃不喝地攒着，能买几平方米？”
保险与福利的隐忧，让很多人不敢走入市场求职。同时，也造成了分流人员“隐性就业”的情况。在“挂靠”着原单位的同时，有些人又去企业“打黑工”。对此，这些人也十分苦恼：“对我们的安排，何时才能有明确的说法？”
障碍之二：社会偏见―――分流的就是不行的
两年前，这批学员被送入中国最好的学校，由最有水平的老师为他们授课。两年中，他们的知识结构已全面更新。
然而，当他们外出求职时，往往遭遇这样的判断―――你被分流说明你不行！
陈芳，原就职于冶金部。1983年北京钢铁学院（现北京科技大学）本科毕业，1989年考取该校硕士，现在人大金融专业攻读第二硕士。她自述到某公司应聘时，接待小姐开始非常热情，但看到简历上“机构改革时到人大进修……”，头马上低下了，“接电话忙得很”，最后，一句话把她打发了：回去等信儿吧。
还有一个例子：一个加强法制建设的大会在某部召开。一位官员讲话时说：完善法律需要很多专业人才。但，有一部分人是不能要的，那就是分流下来的。
学员们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―――在中国人的眼里，位子、权力是相当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“好”，这个位子你为什么会放弃呢？这是其一。
其二则是历史原因。分流一词，最早缘于国有企业。技能单一、文化程度低是人们对国企分流人员的印象。国家机构精简时，这个词便被“移植”过来。有的学员笔谈：如果当初不叫分流，而叫“轮训”，那么我们这批人现在的境遇要好很多。
还有人认为，分流人员肯定是要受照顾的，他们的成绩不能代表真实水平。为此，记者询问了北大及人大的任课教师。北大法学院朱启超教授这样评价法学院的学生：他们在原单位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通过学习，眼界更加开阔了，认识也提高了；人大金融班班主任宋燕告诉记者：平时这些人或许会受到一些“关照”，但毕业时他们要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在职研究生考试，这包括两年所学的专业课程和英语。阅卷由国家教育部负责。要拿硕士学位，必须过这一关，这个成绩是受不得任何照顾的。
障碍之三：有志也怕年高
据统计，分流学员中，至少有2／3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上。当今招聘单位“35岁以下”的硬性要求让他们望而却步。
记者回收的80余份问卷中，有14份特别强调了年龄问题。有人写道：
―――两次求职，别人一看到我略显斑白的鬓角，就失去了兴趣。我不明白，一个“小青年”来做企业管理者，他们放心吗？
―――最大的困难是年龄。我今年已经快50岁了，即使获得博士学位，在全国上下一片“年轻化”的热潮中，又有哪个单位愿意要我呢？何况，我还没有博士学位，仅仅是一个“研究生课程班”的结业生而已。
―――许多用人单位招聘时，不看能力，而是一味强调年龄。如30岁以下，35岁以下。而一个人往往要在30岁以后才能真正走向成熟，才会经验丰富。我们正是干事业的时候，却被对年龄有误解的社会所排挤。
障碍之四：自身原因―――放不下架子，无法与市场接轨
除了上述外因，来自学员自身的观念问题也阻碍着他们的就业。
某学员告诉记者，已有企业向他招手，而且月薪5000元以上，但他拒绝了。“以前在国家审计部门工作，到下面去就像‘大爷’一样，省银行的行长都要对我毕恭毕敬的。”他说，“现在让我到企业，天天求别人，我受不了。”
还有人“等、靠”观念严重―――不愿去找工作，等着国家再分配，等着原单位要人的消息。等待中，很多机会丧失了。对此，一位企业下岗人员说：“我们下岗，只拿300多元的生活保障金去自谋职业；他们分流，却能带着薪水参加高等培训。可还有人不满足，向国家要工作。下岗分流，大家都是为改革作出牺牲，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？”
《市场报》 (2000年09月17日第四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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